《反串》——如何过不“油腻”的人生

时间:2017年11月21日来源:作者:

  最近又兴起了一个热词——油腻。

  说起“油腻”,网友们可以有一万种不同的表述与注解,予以这个词语更具嘲讽的意味,斤斤计较,庸俗,从众,懒散,自大,不自知……仿佛无数标签被无限放大后,集中在了一个群体之上。

  与其说这是对某一类群体突如其来的无情指摘与标签,倒不如说,这是时代赋予人的一种自我审视与反省。当没有饥馑灾厄逼迫我们探寻内心深处的向往,我们当如何保持君子的“慎独”,拒绝种种屡遭调侃的“油腻”表现,活得更为豁达,风度翩翩,这或许是不少现代人的一大人生命题。

  《反串》当中,便有着这样的对照与思考。

  脱下戏服,他们是三个生存在迷茫中的演员;穿起戏服,便要体会他人的人生,代入到几十年前的民国时期,怀揣心里的小九九,演绎他人的悲壮。

  这样的反差,免不了笑料百出。

  比起那个年代不少文人的理想主义,现如今的我们不得已地变得更现实了一些,“遗世而独立”的境界或许只能成为一种期许,然而,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间,努力让自己不那么事故,或许还是有可能的。

  现在我们反观《反串》中先生的原型张元济,肯定不会令其与“油腻”沾边——哪怕以不修边幅著称的刘文典,孤僻毒舌的鲁迅,后世也会抱以相当程度的宽容,以“大师范儿”称呼他们。

  因为那是一群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的文人。

  以张元济为例,或许他的名气不如与其颇有渊源的蔡元培、茅盾等大家,然而论起贡献,张老却也着实不遑多让。

  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出版、收藏事业,是商务印书馆从小作坊走向大出版社的奠基人,他曾主持编辑了中国第一套新编教科书,将大量古籍整理集中影印出版——在旁人的眼里,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老朽却有着出乎意表的杰出贡献。

  如果说什么能够阻挡“油腻”——或许不是学历,不是年纪,只有当我们将更多的精力专注于事业与理想中时,所谓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方才有所展现。在《反串》中,我们通过他人的反串,体悟出一点人生的道理,何尝不也是一种升华呢?

张元济,号菊生,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的伟大先驱,堪称出版界的蔡元培。张蔡两人有五同,一是同乡:张元济是浙江海盐人,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二是同岁:两人都是清同治六年出生,属兔的,张元济的生日是农历九月二十八,蔡元培的生日是农历十二月十七。三是同年:光绪十五年浙江乡试,两人同中举人,张元济为第10名,蔡元培为第23名;光绪十六年会试,两人又是同年;光绪十八年殿试,两人同列二甲进士,张元济为第24名,蔡元培为第34名。四是同僚:两人中进士后,同在翰林院任庶吉士。五是同事:戊戌变法时,张元济曾被光绪皇帝破格召见,因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1901年春,张元济任南洋公学代总理,南洋公学是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二年在上海创建的,与北洋大学堂同为近代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张元济便邀请已经辞官的蔡元培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蔡元培欣然同意。
后来,蔡元培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成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张元济走上了用文化出版开启民智的道路,成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最伟大的出版家。
大出版家王云五先生在《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一文的开头写道:“要评论一个人,应把握住他的中心事业。”(《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学林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63页)特别是伟人名人的传记,更是要“把握住他的中心事业”。卢仁龙的《中国出版家张元济》,就是为张菊老的中心事业——扶助教育、“开启民智”、建设学术、改良社会、传承文化、弘扬国粹的出版事业而撰写的一部传记。

清代着名学者、文学家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但好的传记作家,不能只是完整地记录“一人”“一事”“之始末”,他首先必须做好剪裁,因为“艺术即是剪裁,即是选择的工夫”。
胡适先生认为,“模范人物传记”中的“一个小小例子”,只要“剪裁得得当、描写得生动,也未尝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他说自己就受过这样的教育:
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
卢氏本传亦颇得“朱子记陶渊明”之妙。譬如写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译书院之职,应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务印书馆的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检字工人出身的夏瑞芳颇有雄心壮志,他深知要想办好商务印书馆,必须延揽人才,于是敦聘出身翰林、满腹经纶的学者名家张元济共创大业。张元济说:“你能请得起我这样大薪金的人吗?”夏瑞芳说:“你在译书院多少薪金,我也出多少。”张元济又说:“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于是双方言定,夏管印刷,张管编书。
“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这是张元济一生追求的理想。早在1901年10月,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就曾说过:
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岂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知也。
这些观念表明,张元济是中国近代普及教育的先行者。普及教育要展开,必然以提供好的教科书来实现。正是由于这种理想信念,才促使张元济果决地放下了一个传统翰林的架子与面子,与一群有着务实精神的工人为伍,联手开创出了一番不朽的事业。
二 胡适先生对于中国文人在传记中不能素心析理颇为痛恨:
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檀弓》记孔氏出妻,记孔子不知父墓,《论语》记孔子欲赴佛肸之召,这都还有直书事实的意味,而后人一定要想出话来替孔子洗刷。后来的碑传文章,忌讳更多,阿谀更甚,只有歌颂之辞,从无失德可记。偶有毁谤,又多出于仇敌之口,如宋儒诋诬王安石,甚至于伪作《辨奸论》,这种小人的行为,其弊等于隐恶扬善。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
作者对张元济和王云五两位出版家成败得失、风格异同的评论就很有代表性。
从商务的创业和发展而言,张元济与王云五是前后相继的两任统帅、舵手;从文化史的角度讲,两人都是文化巨匠、出版大家。但二人同中有异,张元济是一个有新思想的旧学家、有理想的文化人;王云五则是一个文化企业奇才,无与伦比的出版家。王云五对企业管理观念超前,最早引进当时西方最流行的泰勒科学管理法,并急切地在他的阵地上实施,以期使得中国现代企业更进一步。结果屡试屡败,最终也没能真正实施。但他对企业的掌控管理,尤其是危机管理,可谓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时代和命运让他几次迎接极限的挑战,都以惊人的毅力和艰苦卓绝的奋斗,使苦难的企业重生,发展扩张,一手塑造出了一个带有强烈的王云五色彩的商务印书馆,使之持续辉煌了几十年。王云五的出版主张,是对张元济的继承和发展。张元济重在教育建设,王云五则力在普及教育,但二者在精神层面上是一脉相承的。张元济致力于引进西学,传播新知,以改变封建社会之后的中国,王云五更是大力推广,尤以《万有文库》为极致。张元济虽然从处世、言论上均主张、支持学术独立,但并没有来得及真正实施,没有取得较显着的成果。王云五则因时而动,不仅主张学术独立,而且真正切实地推进。这也是王云五同样成为文化巨擘的时代因素和文化业绩。
作为继任者,王云五的压力、责任都远大于张元济,所幸王云五在处世方法上也与张元济颇为相似,两人同样不喜欢社会活动,同样缺乏生活情趣,完全忘我地投身到馆务和事业之中。王云五没有去做领袖式的人物,也没有参与政治活动和党派事务,他一次又一次地挽救危局。
张元济投身出版,怀抱着个人的理想,勇于承担起开启民智、传承文化的使命和责任;王云五进入商务,首先是个人自信,依赖个人努力,并发挥个人才能,顽强地实现了从毁灭到复兴,他更多承担的是企业的责任和使命。
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张元济把商务印书馆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王云五则把它当作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他要让自己的生命有更广宽的维度。尽管时势和命运让他三次坚守商务印书馆,占据了他的大半生,但几次主动舍弃另择,并不能如张元济一般坚守一生,从未弃事,这就是事业的选择。
卢氏笔下的张元济,亦是每每“在心性中流出”,譬如“委馆王云五”一节:
“五卅运动”后,商务职工在内部发起多次罢工运动,王云五对多次代表馆方去应付迭起的劳资纠纷感到厌烦,便产生了脱离商务的念头。1929年,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在巨大的争议中出人意料地获得成功,复杂的馆务和不和谐的环境让他产生厌倦,于是辞去编译所所长职务,到中央研究院担任专任研究员。1930年2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去世,张元济在细观内部无人接手总经理一职的情况下,决定让离职不久的王云五回来担任总经理一职。
张元济亲自出面邀请,和朋友们一道反复劝驾,但王云五还是再三拒绝。张元济仍不放弃,在万辞难拒的情况下,王云五心生一计,出人意料地开出了任职条件——出国欧美考察半年,费用由馆方承担,取消总务处合议制,改由总经理独任制,而且要求张元济的重要助手李宣龚去职,但在他考察期间还要负责代理。王云五自认这项设计应该不会被张元济及董事会接受,自己也就得以脱身了。不期张元济却代表董事会全盘答应,王云五彻底被张元济感动了,于是答应重返商务,担任总经理一职。张元济坚定地选择刚离职的王云五出任总经理,完全出于自己的判断和认知。他的这一决定与安排,带给商务一个新的时代,也造就了王云五传奇的一生。
明代大散文家茅坤在评价《史记·魏公子列传》时说:“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卢氏之于张元济传亦然:张菊老乃卢氏胸中得意之人,本传亦作者得意之文,故有“无限唱叹,无限低徊。”
作者1980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着名文献学家杨明照先生。1987年调入中华书局任编辑,1998年开始从事民营文化出版事业。2003年,作者策划、投资的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出版,完成了张菊老生前未竟的事业。
2010年以来,作者先后投资创办了商印文津文化公司、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等多家文化公司和华民现代慈善研究院,出版了《真诰校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三经注疏》等一批学术文化系列着作和古籍整理系列图书。由这样一位学者出版人来写张菊老的出版传记,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
作者对于张菊老有一颗崇拜敬仰之心,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欲罢不能”。正如他在本传的“结语”中所说:
最近以来,出版文化学者曾发出过“张元济不可追”、“张元济不可学”
的浩叹。作者写完此稿,作为一个也从事出版30年,究心学习张元济者,以“向文化圣人致敬”作为本书的结语。
当年,孔子让自己的学生们“各言尔志”。公西赤回答说:“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等别的同学散去之后,孔子的高足曾皙问孔子说:“唯赤则非邦也与?”公西赤所说的是不是也算有志于邦国呢?孔子说:“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在宗庙举行祭祀仪式与人会同,不是诸侯国君又是什么呢?公西赤说自己的志向是做一些司仪之类的小事,那谁还能做大事呢?作者说自己以学习者的身份向张菊老这位“文化圣人致敬”,亦有公西赤“非曰能之,愿学焉”的谦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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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杂志第七期封面

*张元济说,便要体会他人的人生。 *谨以此文纪念我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纪念我的杂志。*

杨扬先生在谈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听上去却像是商务印书馆的发家史,一部文化烘托起的生意经。我奋笔疾书记下他说的话,想到了我和老板DC的失败,一家出版社和数份杂志的死。

2012年,我从DC的手里接过英文版《Computer
Arts》的版权,他非常慎重地问我:“你觉得自己承担得了吗?”

“行,我试试。”

“试试不行,必须成功。”

世上哪来必须成功的道理?

所以我的说法还是,尽力。

2012年十月的多个凌晨,DC和我一起守在印刷厂,他说:“你得记得这个时刻,这是你的第一本杂志。”

“我的?”

我心里并没有这样想,但看着自己制作的杂志从机器里“哗哗哗”印出,较过真的每一个字,看色台上每一点墨量的变化,都变成了实打实的存在,心里既感动又高兴。

七千份。我觉得自己办的是全中国最好的设计杂志。

“报刊和印刷术的结合使广告得以出现。从报刊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决定了,它的功能就是刊登广告。”我从过去抬起头来,听到杨先生如是讲。两年前,若是听到这样的话,我不知要嗤几下鼻子,然后合上笔记本,不听就是了。但现在我很想听他讲下去,听他讲《泰晤士报》作为广告载体的诞生,《申报》最初怎样用小说来吸引人们看广告,以及所有跟理想无关又密切相关的一切。

杨老师很有聊啊。

说得多对。

DC一定不知道这个,或者,把现实当道理来听,嗤之以鼻,扔掉了。

第一次见DC是在面试的时候,他一个温州人一口台湾腔,把我忽悠住了。他拿出自己办了三年的杂志《Gallery》,颇为自豪地让我猜价格,我那时少不更事,猜到50就把自己吓得不轻。所以他说200的时候,我非常失仪地瞪大眼睛,而又说从不刊登广告时,我简直想求他立马把我收下。

理想主义的愚蠢崇拜,在我脑中占了上风。广告?什么东西!

可现在我明白了,广告是印刷业的衣食父母,对它就得拿出对食物的态度,最起码,得有一份尊重。我现在回忆起来,我的老板及所有下属(包括我)都缺少这份尊重。DC的立业之本现在看来大有问题,他总希望能用杂志的美色来吸引广告的包养,却不明白杂志和广告是该举案齐眉的夫妻,相互理解和尊重才是第一要义。

于是在我们的杂志上,从没真正有过一版按刊例付钱的广告,公司资金开始出现问题时,老板责怪市场部门不用心,其实现在看来,是因为我们都把目标放在空而无当的市场,满心以为市场扩大了广告就会不请自来。

“我说,做梦吧!”

我看到杨先生下巴一抬,脱口而出的一句话真是中气十足。

现在看来,这中气十足是颇有几分道理的。如他接下来所讲的那样:“印刷出版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实实在在的……今天我们如果要展望未来,就得看硬件。”

从翻译、校对、美编,到制版、印刷、后道,在《CA》中文版出版的8期里,我一直听到的是理想和市场,我一直思考的也只是如何精益求精,如何扩大读者群,如何增进与读者交流的黏性,却很少考虑机器印刷的成本支出。一张哑粉纸的价钱如何?开一台机器工厂需要支付多少钱,能拿到多少钱?一个印刷工人上一个夜班能拿到多少酬劳?专色印刷到底比四色印刷贵出多少?一页广告的价格究竟如何制定?

很难想象,作为责任编辑的我,在工作一年后,居然对这些硬件范畴内的常识一无所知。无怪乎,我们的杂志会在纸媒大萧条时代夭折,而且看上去死不足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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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宣传图

记得第一次看到公司的招聘广告,我非常激动,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急不可耐的求职信。那份招聘广告写得斗志昂扬而兼具理性,后来我知道是DC亲笔写就。记得他写道:“你将与整个社会的智识阶层保持同一高度对话,你所整理并保存的某种智慧或记忆,可以打动这个世界,并有人为之埋单。”他同时提醒那些对出版空有一番热情的求职者,“对只是喜欢读好书,却不了解也不关心除自己之外的读者阅读趋势和品位的门外汉而言,出版工作的经验可能反而会令原本美好的憧憬痛苦地幻灭,让这个本来就缺少遐想的世间又少之些许。对于那些抱着‘老板付钱,请你来看书’的想像者而言,现实的出版工作无疑是残酷的梦魇。”

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的确是被这样的态度吸引了,只是没想到,理性至此也还是离理想的泡沫幻影太近,离现实的印刷出版太远。机器印刷的诞生本就是趋利或者说功利的,无论是为了推销产品还是为了兜售理想,是为了发表作品还是为了传播你认为好的思想,它都是贴着地面的苦行。在理想与市场之间,还有更复杂的心理机制在发生作用,还有更莫测的偶然因素在引导变化。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能够以三千大洋起家建立一本万利的出版王国,也就无法规避在出版各环节上潜藏的众多危机,比如,一处校对错误,一位翻译的潦草应付,一个印厂工人的失手,甚至,战争年代作为文化符号而遭受的灭顶之灾。

DC也曾享受过在出版业一本万利的时候,由于赶上了房地产市场的春风,他出版的一本房地产年鉴让他赚足了金钱、面子以及在出版行业的自信。但也正如同房地产的泡沫一样,他在这次胜利之后赚到的市场经验其实并不可信,即使能够勉强适应后来的房地产业,却不一定适应他一心想要占据的设计业市场,更不消说在设计业中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3D设计和UI设计都有着千差万别。

商务印书馆最初在英语教材市场尝到甜头后,便把印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书籍出版上,然而,书籍出版并不像商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随随便便找来翻译、编辑和排版师就能确保一本书的大卖。说到底,所有与书本有关的,便一定与文化相关。所以负责文化把关的中国现代出版之父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结盟奠定了中国现代出版的基本模式,使得中国文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和市场活动,也使得此后的出版人都成了文化商人。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一个对文化无感的人会从出版中获得什么利益,更不要提什么乐趣了。

DC并不是一个对文化无感的人,却是一个十足野路子的文化商人。他年少的时候因为过早被发现的暴力倾向,很早就被父母安排在军队里混日子,后来成为一名格斗教练。他从来崇拜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对文化的向往也许正是由宋太祖所奠定的崇文策略而来。一次,DC在格斗中受了重伤从而彻底投身在自己对文化的向往中。他游历过很多地方,也渐渐明白自己想做的就是把更好地东西展示给国内读者,拿下整个设计行业媒体市场,做视频网站,开办《纽约客》那样的人文杂志,打造文化体验实体空间,甚至缔造全媒体王国。

于是2013年初的年会上,对于一家还只有20人左右的小公司来说,老板的每一个计划似乎都足以引发热情,同事们议论纷纷,私底下却觉出夸夸其谈的嫌疑,一种隐忧渐渐在我们心中升起。而杨先生的这场讲座让我明白了这隐忧的缘由。

张元济始终是一个强调纯度和精度的出版人,报业再热闹,他也从未想过去分那杯羹。1927年,张元济更撤销了商务印书馆的电影部,仍把重心放在了“开启民智”和“出好书”上。他不赶时髦,却赶潮流,不追求激进,却致力于新文学中的大浪淘沙,用杨先生在讲座中的话来说,这是出版人的使命。最终,张元济的坚持换来了商务印书馆的如日中天和艺术的纯度,不仅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雏形的构建和陪护,也直接影响了人民的心智和社会的变革。

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来看,张元济的坚持似乎反照了DC这场失败的另一个原因。他的有所坚持似乎还没能够挖掘得够精深,便已经被过大的野心稀释了。2013年春天,公司财务问题浮现,长期结不下帐的纸厂、印刷厂以及专业的讨债公司轮番上门,一开始还有礼有节,后来便辱骂静坐,没过两个月,泼油漆、刷红字、夺抢公司财物的事情几乎周周上演。同事们最初还人心惶惶,后来便知这只是讨债公司的惯用手法,吓唬人而已。但即便如此,玻璃门上血红的油漆大字“欠债还钱”还是让女编辑们心有余悸。杂志还在出,但老板因为躲债已经很少在公司出现,工资常常拖欠,我们背地里也对老板的态度颇有微词,以至后来怨声载道,纷纷离职。

七月份,由于我要离职读研,《CA》成为公司旗下首份停刊的刊物,八月,图书出版全面停止,九月,另外几份主力刊物也相继停刊。再后来,公司搬迁,我相熟的同事已经全部离开公司,老板也杳无音讯。

十二月,杨先生讲座结束的当晚,我又想起了曾经奋斗过的那一片热土,回到宿舍便打开以前公司的网站,惊喜地发现那本让DC引以为豪的《Gallery》似乎还在出。

这时,我的心竟一下子就热了。

一份赚不了多少钱的事业,DC为什么还在坚持?

为了什么烂大街的出版理想?

也许,他仅仅想坚持一份无用的坚持,为人的生活留下一点吉光片羽的记录。

我想,每一个对出版有热情,或有过热情的人都会明白我的感受。这一份与书本相关的事业已过百年,自然像所有其他人类事业一样,必须有承受现实的硬度,可同时,它记挂在人们对智慧和美的渴望之中,有一种寂寞之中的动人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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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杂志别册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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