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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讯]10月22日下午,齐鲁大讲坛第28期高端讲座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志东研究员和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何中华教授以“提升文化软实力”为主题分别作了精彩的演讲。山东大学副校长樊丽明、山东省社科联副主席薛庆国出席了报告会。  报告会上,何中华教授首先以“中国当前道德建设问题的出路”为题,从道德问题这一微观角度展开对文化软实力问题的探讨。何中华教授认为,中国的道德状况的确出现了很多让人忧虑的趋势。报告中,他结合现实生活,从道德危机产生的原因和拯救道德的出路两个方面进行了解读。  何中华教授深入分析了产生道德危机的四方面的原因:商品经济以及它的市场逻辑对道德的排斥;相对主义对绝对价值的解构;科学主义对人的审视方式;中国传统道德在现代人生存方式下的失效。对于道德拯救的可能出路,何中华教授也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第一,从现在开始,重建信仰;第二,深度发掘传统文化中德行优先的资源;第三,借助法律,为道德提供底线,强迫人们向善;第四,确立社会的道德坐标,树立社会的道德楷模;第五,在不同领域进行适当划界,不能把商业逻辑运用到非商业领域;第六,把道德教育作为一种系统工程,全方位营造氛围;第七,科学不是万能的,不能将科学绝对化。何中华教授表示,大众文化要最大限度地培育观众和接受者,扩大自己的市场,就要迎合消费者的偏好,就有可能演变成低俗文化。在他看来,利用现代大众文化的形式增加一点内涵,使它变得尽量深沉,有点寄托,不仅仅为娱乐而娱乐,是比较可行的路子。  随后,王志东研究员以“文化引领发展,创意塑造精彩”为题,通过讲述八个问题对文化软实力的问题进行了解读,并重点讲述了山东省、济南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报告中,王志东研究员从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首次专题研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题、改革开放以来几个重大领域的创新出发,阐述了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引用了大量国内外事例,表示最近100年里,人类历史已经从军事竞争、经济竞争发展到文化竞争的阶段,文化创意产业是下一步经济转型的发展方向。王志东研究员概括介绍了各省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重点介绍了山东省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山东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济南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构思等进行了阐述。  演讲结束后,主讲人与台下观众进行了热烈的互动。观众积极发问,两位主讲也积极作答。问答之间不断产生思想火花的碰撞,赢得台下阵阵掌声。讲座由山东大学哲社学院院长刘杰主持。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李平生,学术研究部副部长、博物馆馆长方辉;山东省社科联科普部有关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山东大学师生听取了讲座。必发娱乐官方网站 2必发娱乐官方网站 3必发娱乐官方网站 4必发娱乐官方网站 5必发娱乐官方网站 6相关链接:发挥优势
大力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

来北京开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之前,魏明伦委员在成都忙着与四川省川剧院赶排他的成名作《易胆大》,所以还没来得及写提案。《易胆大》是1982年使他双丰收获得曹禺优秀剧目奖的两部作品之一,另一部是《四姑娘》,当年他40岁。这次由国家话剧院导演查明哲以现代手法重新包装的这部“土特产”,于本月五、六日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魏明伦牵挂的还是全社会的文化素养问题,今年的提案准备还围绕这个问题。他过去的说法是“高科技低人文”,这次又加上一个“高发展低道德”。这位“戏剧鬼才”说起来有些激动,边说边比划:“这个问题在从业者和受众中都有体现。受众是浮躁心态,但从业者不能盲目跟风、推波助澜,不能传播低俗、庸俗、恶俗的文化。无论你是什么界别,什么信仰,真善美、同情心、正义感、人道主义还是底线吧!现在有些文化产品连这个底线都放弃了,不少人还以丑恶形象为坐标,如《老鼠爱大米》。老鼠偷大米从来就不是美好事物,连动物保护都不保护老鼠。这些恶俗文化传达的审美符号、情感符号都是错乱的。现在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但千万别形成‘高发展低道德’的局面。”“我不反对大众文化,但大众文化不等于恶俗文化!”他又补充说。(光明日报单三娅)

2012年6月以来,重庆多条线路的公交车身上出现了“重庆42℃,利川24℃”“我靠重庆,凉城利川”“热!到利川凉快去!”等广告语,以此推介利川旅游资源。利川市旅游局局长孙福民随后表示,不论广告效果如何,利川“凉城”被大家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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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上的舆论风暴,当然不是自“一座叫春的城市”开始,更不会到“我靠重庆”终结。近日,武汉市民刘先生称:“恩施景区号称要为市民颁发‘凉民证’,创意是谐音于日军侵略时所发的‘良民证’,伤害民族感情!”恩施旅游局表示,这是广告公司所为,与旅游局无关。

两个广告都引发了争议。前者是因为“我靠”包含着国人皆知的低俗;而“凉民证”戏谑的对象“良民证”,则包含着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中国人民的屈辱和惨痛。

【标准表述】

[观点分析]

“我靠重庆”是不是最牛的车身广告,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其延伸含义才是关注的重点。结合此前的“宜春:一座叫春的城市”的宣传语,可以说,“我靠重庆”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诱因和群体心理作为支撑,其中又夹杂着对舆论学、公众行为的巧妙掌控。

“我靠重庆”的风波未平,“凉民证”的炒作又起。从字面意义看,无论是“我靠”还是“凉民”都无可非议。然而出现在商业广告中的这些字眼却远远超出了文本意义,而异化为一种“生搬硬套”的“谐音挑逗”——尽管有关方面再三喊冤抱屈,却也难以摆脱恶俗炒作的嫌疑。

商业社会,炒作促销难以避免;商家逐利,本来无可厚非。但对于商业而言,除了盈利的经济责任之外,还应有相应的社会责任——广告促销不仅不能触犯法律法规,还要遵从公序良俗,这是基本的要求。而切入现实的语境,我们却无奈地发现,炒作早已没了节制和尺度——“泄停封”、“金喜膳”、“中央一套”……只要能招来眼球并产生“围观效应”,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说“我靠重庆”式的炒作是一种不靠谱的“小聪明”,反衬出的是发展的急功近利和心态的浅薄浮躁,带有一定的“娱乐性”色彩;那么,“凉民证”则是以历史的悲剧和民族的痛点作为哗众取宠的道具,已经无法用羞耻和恶俗来形容,直接就突破了最后的耻感红线,是道德、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沦丧。

[深入分析]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各地的形象包装和宣传也会多起来,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确实需要有特色、有创意,甚至不妨有噱头,这正如前一段“很忙”的大诗人杜甫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惊人”不等于“雷人”,更不等于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地吸引眼球,而不顾文化氛围、公众感受、社会效果,这样的实用主义往往会得不偿失。

抛开诛心的有罪推断不说,有几个逻辑需要厘清:一方面,任何语言文字都生长于特定环境下,上世纪的纯洁可能就是现时代的放荡。反之亦然。作为个人,你可以不清楚“我靠”与“良民证”的语境,但作为一种公共宣传,没弄清楚语言背景与受众心理就贩卖创意,显然有失职失责之嫌。(中公教育(微博)版权)

另一方面,关涉城市形象与品质的宣传,不能总是秉持打擦边球的侥幸心理。你抛了个媚眼,还不许人家香艳联想,有人说,这是“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逻辑。但问题是,公共治理与私隐权利当属两个相反的规则——民众可以骚扰公权,但公权决不能骚扰私域——就算你公权一片冰心,只要面目可疑,就得接受公众的“无赖假定”。

[措施]

国人要自强,广告要慎重,不能拿着民族感情当儿戏,打造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打造地方宣名片,要注入当地文化和底蕴。在宣传上擦亮一个地方的名片,说难也不难。只要把握地方特点,对接人们的需求,注入文化内涵和底蕴,还是会找到好方案的。打雷人的擦边球,非但打不响旅游品牌,反而会适得其反、弄巧成拙。宜春传说为嫦娥奔月的地方,被誉为“月亮之都”,这么好的题材没有好好开发,却去“叫春”为天下笑,实在可悲;利川位于清江上游,沟壑幽深,夏无酷暑,又地接著名的“火炉”重庆,这么诱人的“凉城”特色没有好好把握,却来“我靠”为舆论批,实在可叹。但愿这样的可悲可叹之事少一些,但愿有文化品质的地方名片能多起来。

第二,广告业要以不突破道德底线、不伤害民族感情为前提。发展旅游业,用“出位”甚至有损“国格”来提高景区知名度,其负面影响及所付出代价是惨重的。广告虽然只是一种商业行为,但也应当遵守起码的道德与法律规范,可以吸引公众的眼球,但也必须以不突破道德底线、不伤害民族感情为前提。任何广告不仅要符合国家相关法律及人们的道德标准,而且还应具有艺术欣赏价值。广告作为沟通的艺术,沟通的不单是来自产品功能利益的主张,更是来自某种深层文化心理的认同。否则,即使达到了广告的商业效果,但也出卖了企业的声誉与尊严,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是因小而失大。

第三,地方政府要加强广告宣传监管力度,杜绝有歧义的广告语出现。城市的旅游宣传频频利用谐音搏出位,从利川的低级庸俗到恩施的不良联想,真个是层出不穷。广告宣传不仅担负着为景区扩大知名度的作用,更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此类没有底线的炒作不仅起不到宣传作用,更污染了大众的视听,国家和地方理应加强监管,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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